战争年代，他代号“木匠”——他确实是木匠出身，却成了党内最早的电台专家。党在革命早期使用的电台，多由他凭一双巧手“攒”出；他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角原型人物的师傅；他东拼西凑零件组装的电台，向延安发出了西安事变的情报……

“木匠”真名涂作潮，因为在隐蔽战线上的特殊贡献，又被尊称为“谍海神工”。

像很多从事过隐蔽战线斗争的革命者一样，他的故事曾隐没在凯歌号角的背后，不为外人所知。年他逝世后，他的儿子用了20多年的时间，力图还原出这位“谍海神工”真正的传奇。

神秘的父亲

隆冬的一个清冷的早晨，涂胜华带着记者来到河北燕郊的西柳河屯村，参观他为父亲涂作潮建的史料陈列室。涂胜华是涂作潮的小儿子，今年62岁。六兄妹中，涂胜华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

这是一个看上去和周边农居没什么区别的院落，正房10间，大约平方米，改造成了展室。墙壁上挂着展板，玻璃橱里摆着实物，满满当当又整整齐齐。这里收展的，是涂胜华二十多年来在大陆各地乃至俄罗斯、美国、台湾等地搜集的资料，甚至还有来自旧货市场、拆迁现场的旧物，共余件。

涂胜华自述是陈列室的设计师、美工、油漆工、木工……自己动手操持陈列室的每一个细节。厢房是他的居室和办公室，屋子正中摆着一张乒乓球桌，那就是他的操作台。裁纸刀、胶带、尺子等各种工具和做了一半的展板散乱堆着。涂胜华饶有兴致地为记者展示了一下他的“手艺”，继续那张展板的制作。动作干脆麻利，显然精于此道。

“这是遗传。”涂胜华说。

涂作潮干过木匠，后来成为党内最早的电台制造和修理专家。“心灵手巧”这份天赋，也遗传给了几个子女。

涂胜华给记者展示了一个收报机电路模型。那是用早已被时代科技淘汰的电子管拼装出来的，和上世纪初的收音机构造相同。接上电源，“丝丝拉拉”地传出了广播。这个模型插上一段螺旋形的铜线圈，就能当收报机用。这是涂作潮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无形收报机的模型。几十年后，在涂胜华的四哥涂延华手中，用旧货市场上淘来的电子管复原了。

带着记者一间间参观陈列室时，涂胜华更是一个出色的讲解员。他的讲述滔滔不绝，神情兼备，可以不假思索地把讲述的细节具体到某年某月某天。二十多年的收集整理，让他对涂作潮经历的每一个重要事件、陈列室中的每一件展品烂熟于胸。

可终究有些伤感，一个儿子对父亲的真正了解，却从父亲逝后开始。

年元旦前一天，涂作潮过世。《人民日报》刊登讣告，称他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时，涂胜华想为父亲写一篇纪念文章，却发现无从下笔。

父亲是个“老革命”，却又不像很多“老革命”那样，有众多的战斗故事能讲。偶尔被外物触动，他可能也会说上几句，却多是发发感慨，说到具体事情，总会忽然停口。

涂胜华多多少少地知道父亲曾是地下党，却从未从父亲口中得到过证实。父亲的形象甚至都很难和地下工作者沾边。

涂胜华记得，他小时候，父亲的一大爱好是打鱼。那时涂作潮在一机部上海机电研究所、上海电机厂等单位任领导职务，获评三级工程师，相当于行政九级。这个身份，爱好钓鱼可能更合乎常情，但他就是喜欢打鱼，而且是自己织网、“起五更睡半夜”地到河里去打鱼。

后来涂胜华曾和一位心理学家朋友聊起此事，那人告诉他：一个人心里承载了太多秘密，必须有一个宣泄的出口。撒网打鱼这种很原始、很辛苦，又很有技术性的爱好，可能就是涂作潮给自己找到的“出口”吧。

倒是涂作潮平日里不经意间展现的本领，让涂胜华看到了父亲“神奇”的一面。

邻居忘带钥匙进不了屋，涂作潮打开邻居门上的气窗，攀援而上，轻巧穿过，无声落地，从房内开了锁——那时，他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审干”期间，涂作潮写自述材料。涂胜华看见他先用紫药水抄写一遍自传，又在白色瓷盘中融入果冻，再将紫药水写的原件扣在果冻上，果冻成了印刷版，连续复制了5份。

“文革”期间，涂作潮被造反派殴打致残，此后所有的检讨书、申诉信件，多由涂胜华代笔。也是在这期间，涂胜华开始对父亲的一生有了新的认识。但是直到父亲逝世，涂胜华对他的革命经历仍知之不详。

本来只想为父亲写一篇纪念文章，却渐渐欲罢不能。涂胜华拥有社科院英文新闻采编专业硕士学位，这样的专业背景让他更热切地去探究历史、接近真实，搜寻第一手材料。涂胜华开始四处寻访。

父亲的传奇，在二十多年里渐渐塞满了一座陈列室。

沃罗达尔斯基

最初，涂胜华手中最详细的资料，就是那份用果冻、紫药水复印成的涂作潮自传。涂作潮自己保留了最不清楚的一份。纸张已经发黄变脆，文字斑驳难辨，所述也极是简略。这却是父亲最全面的一次“讲述”自己。

涂作潮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个贫寒之家，13岁辍学当了木匠。年他是湖南劳工会的首批会员。年，他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泥木工人罢工，被老板辞退。年，涂作潮来到了当时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进入恒丰纱厂打零工。在那里，他结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同年，经蔡和森之兄蔡林蒸和林彪之兄林育英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翌年，涂作潮参与发动五卅运动被捕。获释之后，他被党组织派到前苏联留学。

涂作潮在自传中记述，当时党组织对年轻党员有三种安排，在运动中没有暴露身份、又有组织领导能力的同志继续留在上海，转入地下；身强力壮的年轻同志到黄埔军校；他和十几名身份暴露的同志去莫斯科学习。

涂胜华说：“涂作潮身份暴露并不单是因为参与发动五卅运动被捕，出狱后不久，他又开枪打伤过调戏女工的流氓。见义勇为没错，但开枪就太冒失了，被党组织记了一次处分。”

那时候涂作潮年轻气盛，满腔革命热情，行事颇为鲁莽，派他出国也是一种保护。他的这种性格在去莫斯科的路上仍有表现，具体情节已不可查，但涂胜华找到了一份“鉴定报告”，上面认定涂作潮的性格不适合秘密工作。

从上海到莫斯科，先乘船到海参崴再转火车，行程要一个来月。党组织在这个过程中也对这十几名留苏学生进行着考察，分派他们的学习方向。对涂作潮的鉴定意见是“不知秘密工作”，就是说他根本不懂秘密工作。

可是，就是这位“不知秘密工作”的涂作潮，却学了一身秘密工作的本领回来。

对于在苏联学习的这一段，涂作潮自传中只有简要记载：年11月进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年夏天开始接受军事训练。

年后，前苏联部分档案解密。涂胜华与俄罗斯驻华使馆通信，又借助各种关系，查找父亲在俄罗斯的档案。最终，他从俄罗斯共产国际档案馆、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俄罗斯军事档案馆等地，共找到跟父亲有关的资料页。

涂作潮的俄文名字叫“沃罗达尔斯基”，是莫斯科东方大学学号的学生。

学外语出身的涂胜华对父亲的学习能力很惊讶。在赴苏留学之前，涂作潮的受教育经历全部加起来，不过四年。

前两年的学习，主要是语言和共产主义理论。两年时间，能用外语熟练交流就不是易事，而涂作潮不但熟练掌握了俄语，还向党组织打报告，要求学习炸药、毒气、爆破等技术，急匆匆地盼着回国暴动呢。

时值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涂作潮列席会议，见到了赴苏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听涂作潮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周恩来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干过木匠，我们以后就叫你‘木匠’吧。”此后20年间，中央许多领导人不知涂作潮真名，“木匠”的绰号却广为流传，并成为其工作代号。

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周恩来很可能已经慧眼识出这个未来的能工巧匠。中共六大期间，涂作潮向中央呈递了3份请求尽早回国参加武装斗争的报告。周恩来在其中两份报告上分别做了批示：“留下学习待讨论”和“待决”。

年10月26日，经共产国际同意，由中共选派6名学员，秘密学习无线电技术。涂作潮以首选列入名单。为了掩护这次调动，共产国际还向东方大学发了假调令：调沃罗达尔斯基同志去列宁格勒托尔玛乔夫军事学院学习。

真实情况是，涂作潮等人去了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为期11个月。

在这段学习快要结束的时候，涂作潮的教员却给他做了个语气委婉的不合格判定：“高等数学的知识几乎等于零，有可能无法完成一年的强化学习。”

这个评判，可以确定是来自报务教员。涂作潮在一份材料中曾提起过，自己小时候得过脑膜炎，脑子反应慢。一个合格的报务员要求每分钟能记录下个电码，自己却连30个都记不全，把教员气得够呛。

不过，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的政委给涂作潮指了条明路：报务学不好，就专攻机务。机务是组装、维修电台，算是“电工”，虽然和涂作潮精通的木匠活差着十万八千里，但都讲究“心灵手巧”。涂作潮也真是触类旁通，学起机务来如鱼得水。“不合格”的报务员倒成了专家级的机务员。

福利电器公司

年3月，在苏联结束无线电通信学习的涂作潮，奉命与同学宋濂回到上海。

涂、宋二人的回国可谓正当其时。中共六大之后，各地武装起义风起云涌，根据地和红军也在不断扩大。中共中央位于上海，与各根据地之间的通讯联络还全靠交通员往返送信，不但速度慢，而且非常危险。因此，中共中央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电台。中央特科的李强，被周恩来任命为筹建电台的负责人。

涂作潮和宋濂到上海的第二天，李强就跟他们接上了头。

当时党内学过无线电通信的人少之又少，负责筹建电台的李强也是对照着英文无线电书自学成才的。涂作潮、宋濂这样受过正规无线电通信培训的专业人才，可是求之不得的“宝贝”。李强当然不满足只让他们做专业人才，而是让他们当起了师傅，着手举办无线电训练班培训电报人才。培训班直属中央特科领导，具体负责人是李强、张沈川、吴克坚等。

为保密起见，第一期训练班采取分散居住，单线联系，登门教学的方式。两三个月后，第一批学员出师了，训练班也有了些经验。第二期训练班在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十号租了一栋三层小楼，集中教学，以提高效率，对外以“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为名作掩护。

据说，“福利”这个名字来自于涂作潮发音不标准的英语。涂作潮总是把frequency(频率)这个单词念成flequency，听起来很像中文“福利”。于是，李强打趣说，那公司就叫“福利”吧。

虽然挂着工厂的牌子，可这个福利电器公司对外根本没有业务联系和往来，很容易让人起疑。李强等人曾提醒过，但当时的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说，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有个可靠的内线，有事一定会事先通知。

第二期训练班就这样办起来，涂作潮也参加了机务专业的教学工作。年12月17日这天，果然出事了。

后来张沈川回忆，那天下着细雨，李强、涂作潮、宋濂等人都不在。他正在二楼指导学员们练习收发报。突然，6个特务破门而入，其中还有一个外国人。他们用枪指着张沈川大喊：“不许动！你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自己写在纸上。”随后，特务们开始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连棉被都一一撕开检查。

训练班有个暗号，二楼前屋窗帘右角如果拉开，就表示出事了。危急时刻，躺在床上的学员谢小康，趁特务不注意翻了个身，把窗帘右角拉开了。此时刚好走到弄堂口的宋濂发现暗号，急忙赶去通知李强。

涂作潮就没那么幸运了。当天李强让他去公司讲授变压器，其中包括用清漆消除变压器噪音。午饭后，他拎着油漆桶来到福利公司，可敲了半天门就是没人应。涂作潮觉着不对劲，但他知道此时不能跑，也不能露出半点惊慌的神色，暗地里不知道有几双眼睛正盯着他呢。

涂作潮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敲门，一个外国巡捕出来，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外国话。涂作潮听不懂也不敢走。外国巡捕拿出工作证给他看，意思是他是来执行公务的，涂作潮故作不知还坚持要进去，并说着半吊子英语表示要进去要账。老外看涂作潮缠夹不清，狠命踢了他一脚，气冲冲地关上了门。

脱离险境的涂作潮不敢直接回家。他假装若无其事地在弄堂外面的空场上看了一会儿卖膏药的耍把戏，确信后面没人盯梢，才接连换乘了两次电车，来到西摩路李强的住处。

第二天，上海《申报》登出破获秘密电台的消息：昨午十二时许，市公安局局长袁良，忽据密报，为现有大批反动分子，匿迹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十号屋内，私设无线电机，图谋不轨……捕头复派中西包探前往，果在屋内三层楼搜出无线电听筒及电线多种，当场获得男女二十余人，一并带入捕房。

在狱中，被捕的同志虽经严刑拷打，却没有一人暴露身份。直到年8月，他们才在周恩来的多方营救下出狱。不过，此时已有四名同志牺牲了。

这次事故对党刚刚萌芽的电讯事业无疑是一次重创。事后，顾顺章在新世界饭店开了一次检查会。

涂作潮这次遇事不慌，机智脱险。可不久后，他就经历了第二次险情。这个造电台、修电台的机务专家，险些吃了没有电台的大亏。

前头杀了张辉瓒

年，在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中，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被红军生擒。此事还被毛泽东写进了名篇《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中共中央当时还在上海，与中央苏区没有电台联络，红军活捉张辉瓒的骄人战绩，只能在两三周后，交通员由江西赶来才获悉。同时，国民党方面又派人来秘密谈判了。

张辉瓒是蒋介石的爱将，在北伐中成名，他竟被红军活捉，在国民党中引起轩然大波。国民党向中共提出谈判条件：愿以现洋20万、医药20担、释放南昌所属监狱关押的一百多名共产党政治犯，以及一个整装旅投城红军等为代价，换回张辉瓒。

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现实条件，交换张辉瓒都是对中央苏区极为有利的选择。中共中央原则上同意了国民党的谈判条件，并委派涂作潮和中央军事部士兵运动科秘书李翔梧，随国民党方面前往江西，然后再与中央苏区联络。

一直做技术工作的涂作潮怎么会被任命为谈判代表呢？涂胜华告诉记者，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缴获了一部半电台，俘虏了10名国民党报务人员。涂作潮要去中央苏区，让这些珍贵的战利品运转起来。那半部电台指只有收报机，没有发报机。后来人们说党的通讯事业是“一部半电台起家”，指的就是此事。

这段经历，鲜为人知。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中南海小礼堂请原中央特科的老同志们座谈。涂胜华推着轮椅上的父亲参加了。

会议快结束时，李强说，今天“木匠”没说话，有两件事必须记下来。一是“木匠”曾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谈判张辉瓒的事；第二件事，“木匠”收过一个徒弟李白，是《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李侠的原型。

“文革”刚开始时，涂胜华想去江西“串联”。父亲听说后，曾对他说，江西南昌城东30里有个城岗村，如果你路过那里，找一个叫魏朝鹏的人，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涂胜华一头雾水，父亲却一如既往地没有更多解释。后来涂胜华没能去江西，此事也就放下了。几十年后，涂胜华了解到这两件事的联系，才知道父亲经历过的凶险。

年2月，在国民党官员的陪同下，涂、李二人从上海来到南昌。在旅馆住下后，李翔梧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一则让他们瞠目的消息：张辉瓒已经人头落地了。

中共中央在安排着谈判，中央苏区却已经把张辉瓒处决了。没有电台及时联络，两头消息不通，各行其是，却让谈判代表涂作潮和李翔梧身处险地。

这还怎么往下谈判啊？涂、李二人一合计，跑吧！他们当时正好身着国民党军服，趁着陪同的国民党军官还不知道张辉瓒已被杀，一路向城外跑去。

那天下着雨，二人一口气跑出30里地，到了城东的城岗魏村，说什么也跑不动了。正在走投无路时，他们敲开了魏朝鹏的家门。

这个魏朝鹏也不简单，是个青帮的江湖中人，魏朝鹏不动声色地给每人摆出四个茶碗——这是青帮的“切口”，每只茶碗代表不同用意。做地下工作的涂、李二人，却也知道些黑道暗语。他们都端起了代表“救命”的第四个茶碗。

魏朝鹏当下把他们二人认作帮中兄弟，非常热情仗义，把他们化装成瓷器商，一路护送回上海。

不久，涂、李二人与党组织接上了头。他们却并未向魏朝鹏捅破这层窗户纸。为了感谢魏朝鹏的救命之恩，涂、李二人跟魏拜了把子，交换了金兰谱。金兰谱上涂作潮用的名字是宋有才，李翔梧用的则是林万选。

经历了此番波折，涂作潮不久后还是到了中央苏区。在他的手中，那“一部半电台”的种子开始发挥作用。涂作潮此后当过中央红军无线电通信来料处主任和通信材料厂厂长。靠着一把克丝钳、一把扳手和几把改锥，用缴获来的战利品、秘密购买的电子管，涂作潮为红军组装、维修了第一批电台。此后，他还用一双巧手，给中央苏区组装了发电机、蓄电池，甚至还参与兵工厂的工作，改进手榴弹。

而魏朝鹏却始终不知自己救的是两名共产党员。回到故乡后，他常跟村里人夸耀自己救了两名国民党军官，还受到帮中表彰的事。没想到，年此事却成了魏朝鹏的一大罪状，不久他就被当地打成了恶霸地主。

涂胜华知道寻找恩人一直是父亲的心愿。上世纪90年代，他终于托南昌的朋友找到了魏朝鹏的后人。年，涂胜华代表涂家和李家，给魏家送了一块谢恩匾。魏家后人非常重视，把匾上的内容刻在了老人的墓碑上。

多年后，魏家祖坟面临拆迁，涂胜华将魏朝鹏的墓碑运到北京，收藏在陈列室里。

亲历西安事变

年红军开始长征，涂作潮身患疟疾，随项英、陈毅部队转移，后来在战斗中与部队失散。经过了将近一年的颠沛流离，涂作潮又回到了上海，联络上党组织后，他又干起了地下党。

“木匠”归队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陕北。周恩来两次电令调这位精通电信的“木匠”到西安或延安工作。

年秋，涂作潮奉命前往西安组建电台，在那里，他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西安事变。向延安传递捉蒋消息的电台，就是出自涂作潮之手。

6年，西安事变70周年。涂胜华接到原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之子童丹宁的电话，邀请他代表涂作潮家属参加纪念活动。他也由此获知了更多父亲的故事。

在自传中，涂作潮写道，年中秋节前他化名蒋贵庭来到西安，按照组织指示住进东大街西京饭店。第二天，刘鼎就找到了他。

刘鼎是他在苏联留学时的老同学。年3月，刘鼎经宋庆龄介绍从上海到达西安，对外的公开身份是张学良的秘书，实际上他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后世史家认为，整个西安事变中，刘鼎对张学良的影响举足轻重。

为了能更好地跟延安沟通，刘鼎迫切需要一个自己的电台，他让涂作潮组装电台的要求是能跟延安通报、花钱少、体积小。没过两天，涂作潮把一台日本收音机改装成了一部5瓦电台。刘鼎把电台拿走后的第二天，高兴地告诉涂作潮，已经跟延安联系上了，电台性能很好，就是声音有点小。

涂作潮很快又做了一台能用干电池做电源的5瓦电台。他还发挥木匠手艺，亲手给这个电台打了个小木箱子。这个小电台轻巧灵便，便于保密和机动。那时候敌人探测电台位置的办法是分区停电，对这个干电池电源的电台毫无效果。

鉴于涂作潮精湛的技术，党中央几度电令涂作潮从西安前往延安。而西安党组织的领导叶剑英和刘鼎深感涂作潮作用重大，几度“抗命”：“如木匠不来而对家中无技术质量的损害，可留在我处，我有多方用途。”

西安事变前夕，刘鼎又让涂作潮做一部功率瓦、能和全国通报的电台，并对涂作潮说：“如果西安没有零件，可以坐飞机去上海买。”

涂作潮是第一次搞这么大功率的电台，没有合适的变压器，他就自己计算线圈匝数，亲手绕制。买不到合适的型水银真空管，他便用4只80型号的真空管代替。但还是有些零件，比如滤波器、型号真空管等，在西安买不到，又无可替代，刘鼎还真的千方百计搞到了手。

西安事变前三天，涂作潮奉命搬进张学良的府邸继续组装电台。

作为一名技术人员，涂作潮并不知道自己正处于历史的风暴眼上。年12月13日，喜形于色的刘鼎告诉涂作潮，头天晚上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了。5天后，涂作潮在张学良公馆见到了前来斡旋的周恩来。

碰见久违的“木匠”，周恩来也喜形于色，他热情地拉住涂作潮的双手说：“木匠啊！木匠！我们又见面了。这些年你吃苦了。”

随后，周恩来摸着自己的胡子欢快地问：“喂！木匠，你看我的胡子这样长了，你有刮脸刀吗？”涂作潮说：“有，只是不太快。”周恩来说：“不要紧。”接过刮脸刀就把蓄了六七年的大胡子刮干净，容光焕发地去和蒋介石谈判了。

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1日，当时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派专人把参加总理遗体告别的通知送到了涂作潮病床前。涂胜华记得那令人心碎的一幕，父亲已经瘫痪在床，还能动的左手止不住地颤抖着，眼泪无声地奔涌而出。

周恩来也从来没有忘记过“木匠”。年，涂作潮因直言批评“大跃进”而被定为反党分子。周恩来得知此事时说：“这个涂作潮顶多就是心直口快，脾气暴躁，他怎么可能反党呢？”

后来，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涂作潮终于摘掉了戴了5年之久的反党分子帽子。

“真夫妻假同志”

电视剧《潜伏》的热播，引发了一阵谍战剧的热潮，余则成和翠平的形象几乎成了地下工作者的代表。涂胜华也和记者聊起了这一对隐蔽战线的革命情侣，话题自然转向了他的父母：“余则成、翠平是‘假夫妻、真同志’，这样的组合在隐蔽战线不少见。我的父母却是‘真夫妻、假同志’。”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党的隐蔽战线重要领导人潘汉年被派往上海，涂作潮也跟着他到了上海，筹建和恢复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

涂作潮化名蒋林根，在赫脱路(后常德路)号租个门面，开了一家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一方面，他确实有修理无线电的手艺，另一方面，收音机和电台的很多零件通用或类似，他装配、维修电台更容易掩人耳目。很快，涂作潮就修好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一台不能发报的机器，同延安恢复了联络。

但涂作潮身上还是有一个容易让人起疑的地方：这个老实本分、小有家业的“小老板”，已经三十多岁了却还是光棍一条。

地下党员身上任何一点“异常”，都可能是身份暴露的导火索。隐蔽战线斗争的特殊性和残酷性就在于此。涂作潮也真的因为独身而被人怀疑过。

那是开办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不久，一位经常一起玩牌的米店老板在闲聊中忽然对涂作潮说：“我看你像共产党。”

涂作潮暗暗吃惊却不露声色，若无其事地问：“像在哪里呢？”

“你一个人住一栋房子，平时多问少说。你没有老婆孩子，我看你的收支也说不清楚。”

涂作潮倒是一一作了合理解答：“房子我租出了一半，我做了二房东，租金两两相抵还有剩余呢。老婆嘛，你给我介绍个女大学生吧。”据说那个米店老板是大学生，涂作潮和他开着玩笑。

接下来的话，涂作潮语含机锋：“我看那些枪毙的共产党，都是穿长衣、套西装、戴眼镜的识文断字的先生。我看你才像哩！”吓得那个米店老板连连摆手告饶：“别乱讲！要是外面有‘包打听’把我们的话听了去，大家都要倒霉。”

这番对话，涂作潮立即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尽管米店老板不过是在闲扯聊天，并没有真正怀疑，但党组织还是让涂作潮消除“大龄单身”这个破绽。

涂作潮对米店老板所说的并非全是假话，他确实把房子的一半租了出去，而且是租给了一个叫宋金朝的巡捕，当然租金并非如他所说能“两两相抵”。巡捕房客实际上是涂作潮给自己找到的一个“护身符”。有了他，涂作潮和三教九流都交了不少朋友。他的妻子张小梅，也是这个巡捕房客给介绍的。

涂胜华介绍，那时候他的母亲是寡妇，前夫是患痨病也就是肺结核死的。在那个年代，痨病非常可怕，人们避之唯恐不及。母亲就带着涂胜华同母异父的大哥艰难度日。

涂作潮却没有嫌弃，答应了这门亲事。党组织经过调查，确定张小梅是个身世可怜、勤恳本分的家庭妇女，也批准了涂作潮和张小梅结婚。

涂胜华说，之所以说他们是“真夫妻”，是因为他们是真的结婚、真的生活在一起，真的相濡以沫一生。他们婚后育有五个子女，对老大，父亲也视如己出。

而“假同志”，则是说在婚后，涂作潮仍旧从事地下工作，真实身份乃至真实姓名对自己的妻子都没有透露。

生活在同一屋檐下，难道张小梅对自己丈夫的秘密工作丝毫不知？涂胜华说，父亲的秘密工作都是背着母亲进行的。母亲又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妇女，文化水平不高，一心操持家务，几乎不过问父亲生意上的事情，对父亲摆弄的那些电子零件更是一窍不通。

涂作潮的秘密工作连自己的妻子都瞒过了，更何况是敌人。直到结婚五年后的年，涂作潮忽然面临身份暴露的风险，不得不紧急撤离上海。临行前，他才对张小梅道出了实情：“我的真名叫涂作潮，不是蒋林根。我是共产党。如果我以后回不来了，那时又是共产党坐了天下，你带着孩子去找毛泽东。毛泽东是共产党的领袖。他会管你们娘儿几个吃饭穿衣的。如果共产党没有坐天下，你就带孩子嫁人吧。不要再提涂作潮的名字了。”

这次分别是暂时的，涂作潮从上海撤出后，被接到了江苏的新四军军部。不久，党组织把张小梅和他们的孩子也接了出来。一家人团聚后，几经辗转，于年到了延安。

迫使涂作潮紧急撤离上海的原因，是他的徒弟李白被日本人抓捕了。

永不消逝的电波

李白，就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英雄电报员李侠的原型。涂作潮手把手地教会了他机务技能。

年6月，上海地下党组织给涂作潮引见了刚从延安来的报务员李白。涂作潮早在中央苏区时就认识李白。当时李白是中央红军首批无线电训练班的12名学员之一。组织上希望涂作潮教李白学习机务，让他成为一名既能收发报，又会制作电台的全能型人才。

于是，涂作潮卖掉了原有的“恒利无线电公司”，同李白一起在威海卫路号租了两间店面，成立了“福声无线电公司”。涂作潮夫妇住在二楼，李白和账房先生住在三楼。李白对机务知识的学习很用功，两三个月就掌握了装配和修理无线电的技术。

到了年春末，福声无线电公司的一个学徒忽然失踪了。为了保证安全，组织上决定让涂、李分家，单独工作，以免被敌人一网打尽。于是，涂作潮离开“福声”，在新闸路开了一间“闻远无线电公司”。

年中秋节前后的一天，涂作潮忽然接到党组织的通报：李白被捕了。

《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有这样一幕，日本特务突然闯进李白家，从地板中搜出了发报机，却没有找到收报机。特务摸了摸收音机是热的，便一起带走了。

涂胜华说，这台收音机实际上是涂作潮发明的无形收报机。在传授给李白技术的时候，涂作潮也在潜心研究秘密电台的隐蔽技术，利用收音机制成的无形收报机就是他最重要的成果。

收报机和收音机是一个原理，区别在于是否有差频振荡器。涂作潮的设计非常巧妙，用两根铅笔粗的线圈，一头钩在真空管的屏级上，另一头套在震荡管的铝帽上，再把收音机的音量控制器加以改造，这就构成了收报机的差频振荡器，收音机就能接收电报信号了。一旦取走线圈，收报机立即又变回了普通的收音机。在日本人闯进来的一刻，李白扯掉了那两根临时线圈，捋直、揉乱，丢在一边。

尽管日军用分区停电等手段查获了李白的电台，但他们搜到的证据只是一台再普通不过的收音机和一个发报机。单凭一个发报机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电台。而且，这台发报机也经过了涂作潮的改进，功率从瓦降到了仅仅7瓦。这种功率的发报机通讯距离非常有限。日本电信专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台仅仅7瓦的发报机竟能把信号送到千里之外的延安去。

由于证据不足，日军定不了李白的罪名。而他们又把李白认作是为国民党要员工作的私人电台，试图加以利用，最后把李白释放了。

李白被捕时，后果难料，第一个面临风险的就是涂作潮，他不得不紧急撤离了上海，就此告别了地下工作。

新中国成立的前夜，仍在上海从事秘密电台工作的李白第二次被捕。这一次，他没有那么幸运，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下。

年前后，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他们根据李克农的指点，找到涂作潮制作电影道具——当年，就是李克农把涂作潮派到上海的，他也是后来涂作潮和李白的直接领导，最清楚李白和涂作潮的关系。

从此，涂家小兄弟经常看到夜晚父亲叼着廉价的劳动牌香烟制作电台道具的身影。涂胜华记得哥哥延华曾给他讲过这样一幕：电台道具做好后，涂作潮让延华试试。当延华兴致勃勃地“嗒嗒嗒”发报时，突然听见身后的父亲戚然说道：“只有鬼才收得到。”延华回过头，只见父亲一脸凄惨。涂作潮很少跟孩子们谈起革命年代，但那一刻他失去战友的锥心之痛，深深印在延华的心中。

后来，《永不消逝的电波》红透全国，但涂作潮从未向人提起过自己与李白的关系，甚至拒绝在电影后面署名。尚在年幼的涂胜华还搞不懂父亲与李白的关系，直到多年后这段历史才渐渐清晰起来。

原航天部厂的老厂长冯道生曾对涂胜华回忆，年8月28日，身为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军代表的涂作潮带他参加了李白等三名烈士的追悼会。涂作潮只字未提与李白的关系，只是默默地站在0多名各界群众中。

也许是近二十年地下工作的锤炼，让涂作潮习惯了隐身幕后，淡泊名利。即便是在幕后英雄中，他也站得更靠后——他的工作很多时候是在为幕后英雄们服务。

年12月31日，涂作潮逝世。《人民日报》刊登的讣告写道：“涂作潮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无论在白区做地下工作，还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他都卓越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一个老人的逝去，有如一座图书馆的消失。”涂胜华当学生时，记住了这句英国谚语。涂作潮这位年入党的老人逝去后，他的儿子翻开了父亲这部厚重的书。

据涂胜华统计，自年至今，涂作潮史料陈列室共接待参观者余人，包括官方人员，两岸的研究学者，以及和他有生意往来的各国朋友。

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也曾来过，他进门第一句话是：今天是涂老的周年。“那天是年12月31日，北京飘着漫天大雪。”涂胜华说。来源：中广网